孔子年谱

章学诚与《文史通义》

365体育手机版:善本古籍 / 关注公众号:gujibook  发布:2019-09-12


章学诚,字实斋,号少岩,浙江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。生于乾隆三年(1738),卒于嘉庆六年(1801),终年六十四岁。由今而论,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着名学者,但他却显于今而不着于时。生前,他的学术不被理解,极为自负、有着别识独裁的《文史通义》一书也殊乏知音;身故后,没有像样的传记,生平事迹和着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。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胡适先生为之结撰《年谱》,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。到梁启超,更大力张扬,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,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。他的史学理论着作《文史通义》也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。一、《文史通义》之撰着
章学诚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条寂寞之途,人弃我取,无人顾盼,举世所不为,但他的《文史通义》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。因为从《文史通义》初撰起,章学诚就屡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“同志”、“通人”或一时大僚,致函商讨,请求校正,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。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所撰《文史通义》的自负,另一方面,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的努力。《章氏遗书》所保留的信件中,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。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《文史通义》撰写的宝贵资料,这些文字,也是章学诚的一种“自识”,即他对自己《文史通义》撰着目的的最直接认识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,在篇章初成时,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,并抄录“内篇”三首,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。他致函朱棻元称:“是以出都以来,颇事着述。斟酌艺林,作为《文史通义》。书虽未成,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,并以附呈。”则这个“大指”当蕴含在写给钱大昕的《上晓征学士书》中。其间,章学诚论述了古今着述渊源,文章流别,他初撰《文史通义》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明确展现。信中写道: 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,惟于古今着术渊源,文章流别,殚心者盖有日矣。……而班史《艺文》独存。《艺文》又非班固之旧,特其叙例犹可推寻。故今之学士,有志究三代之盛,而溯源官礼,纲维古今大学术者,独汉《艺文志》一篇而已。……然赖其书,而官师学术之源流,犹可得其仿佛。故比者校雠其书,申明微旨,又取古今载籍,自六艺以降,讫于近代365体育手机版之林,为之商榷利病,讨论得失,拟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。分内、外、杂篇,成一家言。虽草创未及什一,然文多不能悉致,谨录三首呈览,阁下试平心察之,当复以为何如也。 可以看出,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撰写实是从校雠《汉书?艺文志》入手,意在厘别古今学术渊源,探讨古今着述之得失利病,亦即其《校雠通义》序言中所说的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。”此年,邵晋涵还有书信致章学诚,问起《文史通义》的撰写情况。其中写道:“足下以伉爽之识,沉贽之思,采七略之遗意,娓娓于辨章旧闻,考撰异同,校雠之得其理,是诚足下之责也”从中亦可考见,章学诚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初衷,是仿照刘向、刘歆父子编纂《七略》之意,条辨学术源流,群言得失。而翌年写给严长明的书信中,他对此亦有明确记述。但在乾隆三十九年夏,章学诚则表述了以《文史通义》来阐发“史意”的意图。此年,章学诚感于《文史通义》诸篇为理论之作,“空言不及征诸实事。” 所以撰《和州志隅》二十篇,“略示推行之一端”,以见《通义》非迂言可比,其叙言称: 志者,史之一隅也。获麟而后,迁、固极着作之能,向、歆尽条别之理,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。魏、晋六朝,时得时失,至唐而史学绝矣。其后如刘知几、曾巩、郑樵,皆良史才,生史学废绝之后,能推古人大体,非六朝、唐、宋诸儒所能测识。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,有似于学而非学尔。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,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,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,此予《文史通义》之所为作也。 但他似乎未能立即着手达成这一愿望,乾隆四十三年,他在写给钱坫的书信中仍言:“而学诚觕通大义,不能研究文字,自以意之所至,而侈谈班、刘述业,欲以疏别着述渊源,究未知于古人之志,有当与否?”可见直至此时,他的治学重点仍在目录校雠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“校雠”与繁琐的版本考证、文字对勘这样的考据方法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,按章学诚的话来说,就是“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,不足与此”。直至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,《文史通义》中《言公》上、中、下,《诗教》上、下等篇撰成后,章学诚的学术视点才转向了讲论文史。此年所着《言公》、《诗教》等篇,文字多至万言,不能遽录,章学诚便先以《言公》三篇致送邵晋涵,并告诉周振荣,《言公》、《诗教》之篇,“足下不可不与闻也,或令人钞去,置之座右,较之《史例》、《校雠》诸篇,似有进矣。”并称:“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,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。” 按钱穆先生所考,此年所撰,尚有《嫌俗》、《针名》、《贬异》等篇,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,当时《文史通义》体现之撰着意图,与数年前的辨析学术源流已显然不同。余英时先生以此年为今本《文史通义》撰写的开始,应当不无道理。这一年开始,今本《文史通义》中的篇章渐次撰成,在此,仅以《原道》篇为例,分析当时《文史通义》撰述之主导思想。《原道》篇为《文史通义》诸篇精髓之一,撰成于乾隆五十四年,但在传示都门诸“同志”的过程中,遭到了极大的非议,认为“蹈宋人语录习气”,不见新鲜。章学诚在此后的《与陈鉴亭论学》一文中,阐明自己这篇重要文字的撰述宗旨说: 古人着《原道》者三家:淮南托于空蒙,刘勰专言文指,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,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。鄙着宗旨,则与三家又殊。《文史通义》专为着作之林校雠得失。着作本乎学问,而近人所谓学问,则以《尔雅》名物,六书训故,谓足尽经世之大业,虽以周、程义理,韩、欧文辞,不难一吷置之。其稍通方者,则分考订、义理、文辞为三家,而谓各有其所长;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,着述纷纷,出奴入主,正坐此也。鄙着《原道》之作,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。 这里表述了两层意思,其一,“《文史通义》专为着作之林校雠得失”,这是章学诚最初撰写《文史通义》宗旨的延续;其二,《原道》之作在当世沉溺于训诂名物,鄙薄义理、文辞,谓之“足尽经世大业”的学术背景下,其中所言“为三家(考订、义理、文辞)之分畛域设也”,透视出的是救正学术偏向的意图。嘉庆元年,章学诚选取《文史通义》中《言公》、《说林》等十余篇“近情而可听者”,进行刊刻,并陆续分送诸“同志”就正。以下,从章学诚呈送这个刻本所附信函,来分析他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目的,这实际上代表了章学诚晚年对《文史通义》的期望。嘉庆元年三月,章学诚致书汪辉祖,讲到将《文史通义》刻本送其校正的原因:“然大旨终不能为知好者讳,辄因大刻序言史学,亦开凿新论之一端。”他对当世的学风进行了分析,指出:“近日学者风气,征实太多,发挥太少,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”。针对这种情况,章学诚提倡作古文辞来救正,但却将古文辞的成功归于史学,认为:“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,方能有得。”其下则着力对此加以论证,认为近世文宗不晓“经之流变必入于史”,欧阳修的《唐书》和《五代史》不脱学究《春秋》与《文选》史论习气,但未能得见“《春秋》马、班诸家,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”。最后说:“拙撰《文史通义》,中间议论开辟,实有不得已而发挥,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。”从这番慷慨陈辞中,他以《文史通义》倡言史学的理想明晰可见。嘉庆三年,章学诚以《文史通义》初刻稿呈送朱锡庚,请其将副余分赠同志中人说:“如又不足,续寄可也”,并请朱锡庚将所附书信转给章宗源、邵楚帆、邵耿光及邵晋涵弟子之“能真知其师者”共观。他在书信中写道: 鄙着《通义》之书,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,不知中多有为之言,不尽为文史计者,关于身世有所枨触,发愤而笔于书。……《通义》书中,《言公》、《说林》诸篇,十余年前旧稿,今急取订正付刊,非市文也。盖以颓风日甚,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,纷争门户,势将不可已也。得吾说而通之,或有以开其枳棘,靖其噬毒,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,古人之大体也,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。 应当说,这封信函有着特殊的撰写背景,章学诚此时正被“盗卖毕公《史考》”的流言所侵,所以才写信给友人,谋求自辩。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,章学诚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,他的《文史通义》虽然论文谈史,却不是无为之作。正如他在《上尹楚珍阁学书》一文中所说:“读书着文,耻为无实空言,所述《通义》,虽以文史标题,而于世教民彝,人心风俗,未尝不三致意,往往推演古今,窃附诗人义焉。” 这一年,章学诚还致信钱大昕,寄送了《文史通义》的初刻稿。这时他已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,“辨论之间,颇乖时人好恶”,惟敝帚自珍,所以请求钱大昕:“乞勿为外人道也。” 迫于学术大环境的压力,章学诚的犹豫与徘徊心态由此可窥一二。但这封《上辛楣宫詹书》的中心思想却在如下这段文字: 夫着书大戒有二,是非谬于圣人,忌讳或干君父,此天理所不容也。然人苟粗明大义,稍通文理,何至犯斯大戒。惟世俗风尚,必有所偏,达人显贵之所主持,聪明才俊之所奔赴,其中流弊,必不在小。载笔之士,不思救挽,无为贵着述矣。 在此,章学诚以力挽风气为己任的学术理想,已非常明确。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?说林》篇中的一段话,很值得我们注意,其中写道: 鸩之毒也,犀可解之;瘴之厉也,槟榔苏之。有鸩之地,必有犀焉;瘴厉之乡,必有槟榔。天地生物之仁,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汉儒传经贵专门,专门则渊源不紊也。其弊专己守残,而失之陋。刘歆《七略》,论次诸家流别,而推《官礼》之遗焉,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。唐世修书置馆局,馆局则各效所长也。其弊则漫无统纪,而失之乱。刘知几《史通》,扬搉古今利病,而立法度之准焉,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。学问文章,随其风尚所趋,而瘴厉时365体育手机版,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。 用这段文字来推衍章学诚撰着《文史通义》的期望,应较为允当。章学诚在此举出,刘歆《七略》之作,在纠正汉儒专己守残之陋,刘知几《史通》的撰写,在揭露唐代史馆修史漫无统纪之弊。都意在表明,学者的着述应当对一时的学风偏弊有所救正,他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。面对当时知识界竞趋考据训诂之“瘴厉”,正是通过批评时风流弊,慎别汉、宋之学,《文史通义》发挥了它的“槟榔犀角之用”。 二、《文史通义》对乾嘉学术流弊的批评 “时趋可畏,甚于刑曹之法令也”。这是章学诚对逆时代风尚而行之艰辛的充分认识。乾嘉之际,经学考据一旦形成风尚,正训诂、明音韵、考名物、核度数的学术门路便演为时趋。这种治学路数与东汉许、郑诸儒极其相似,仿佛东汉之学重光,清儒遂有“国朝汉学昌明,超轶前古”之说。然而,对“甚于刑曹之法令”的“时趋”,章学诚并没有妥协相徇,他笔挟青霜,锋芒所向,正是汉学考据演为风尚之流弊。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批评说:“盖逐于时趋,而误以襞绩补苴,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后世也,如生秦火未毁以前,典籍俱存,无事补辑,彼将无用其学矣。”章学诚认为当世汉学的弊端在于“循流忘源,不知大体”,“但知聚铜,不知铸釜” ,只知功力,不知学问,所患在“学而不思”。他将功力和学问别为二途,认为:“学与功力,实相似而不同,学不可以骤几,人当致乎功力则可耳,指功力以谓学,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。”在《文史通义》之《博雅》篇中,他对当世学者宗尚南宋王应麟,以博洽考订证经治史的为学方法进行批评,指出:“今之博雅君子,疲惫精力于经传子史,而终身无得于学者,正坐宗仰王氏,而误执求知之功力,以为学即在是耳。” 对世人的以考据名家,章学诚更是不以为然,指出:“天下但有学问家数,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,本无考据家。”更为重要的是,章学诚对乾嘉汉学的批评,是他看到了汉学考据主导学术界所造成的学术偏蔽,首先是学术视野的极度狭窄,章学诚说: 今之学者,以谓天下之道,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,辨别音训之当否,如斯而已矣。是何异观坐井之天,测坳堂之水,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,量四海之波涛,以谓可尽哉? 而读书人在强势学风的挟裹下,为好名心所驱使,“以学问文章循世之所尚”,舍本逐末,茫无所主,将生命精力耗费于繁琐的考订、论证,不知学为何物,更为学术之大患。这种状况,就如焦循于嘉庆元年所指:“近时数十年来,江南千余里中,虽幼学鄙儒,无不知有许、郑者。所患习为虚声,不能深造而有得。”章学诚亦为此叹息说:“夫近人之患,好名为甚。风气所趋,竞为考订,学识未充而强为之。” 因此,他屡次提到古学,认为今人的治学方法脱离了“古人之真”,指出:“尊汉学,尚许郑,今之风尚如此,此乃学古,非古学也。” 又说:“近日考订之学,正患不求其义,而执形迹之末,铢黍较量,小有异同,即嚣然纷争,而不知古人之真,不在是也。”并不无忧患地论述说: 然则学术不明,必为人心风俗之害,贱儒不足以有为,而群焉不察以相赞叹,则流风大可惧也!古人之考索,将以有为也;旁通曲证,比事引义,所以求折衷也;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。 可见,章学诚所痛斥的是回避现实,脱离了“学术固期于经世”的宗旨,但知识界却仍为“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”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中屡次提到“宋学”一词,与此相关的论述也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。那么,何为“宋学”?简而言之,即“程朱诸儒之学也”。宋学以讲求“性与天道”为特质,力主阐发义理,回归孔孟。而其空疏流弊,亦深植于此。演至明末,王学末流束书不观,“高谈性命,蹈于空疏,儒林之名,遂为空疏藏拙之地。”清初顾、黄诸儒起而救之,揭露其弊,欲之蹈实,走向经世致用。至乾隆而后,许、郑之学大明,则其浸衰已成,不复成军。读书人“皆以考博为事,无复有潜心理学者”。章学诚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弊端所在,他说:“第其流弊,则于学问文章、经济事功之外,别见有所谓道耳。以道名学,而外轻经济事功,内轻学问文章,则守陋自是,枵腹空谈性天,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。”即指斥宋学的空言义理。他在《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》中对这种“以道名学”进行批评,斥之为“有道而无器”: 盖学问之事,非以为名,经经史纬,出入百家,途辙不同,同期于明道也。道非必袭天人、性命、诚正、治平,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,始谓之道;文章学问,毋论偏全平奇,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,皆道也。……学术无有大小,皆期于道;若区学术于道外,而别以道学为名,始谓之道,则是有道而无器矣。 正因为这种离器而言道,宋儒之学才流于空疏,远离现实,无关经济事功。但章学诚虽然痛斥宋学流弊,却反对于宋学一并抹杀,他肯定:“宋儒之学,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、正、治、平正路”。认为:“宋学流弊,诚如前人所讥;今日之患,又坐宋学太不讲也。”他告诫诸子:“尔辈此时讲求文辞,亦不宜略去宋学”,《五子遗书》、诸家《语录》,“其中精言名理,可以补经传之缺,而意义亦警如周、秦诸子者,往往有之。”同时指出:“ 但不可堕入理障,蹈前人之流弊。” 可见,他要讲的宋学应是去其流弊之后的诚意正心之学。他对好友邵晋涵说:“维持宋学,最忌凿空立说,诚以班、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,君家念鲁志也,宜善诚之。”他的“以班、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”,又多少带有以史学修正宋学的意图。然而,章学诚希望知识界讲宋学,并非是要以恢复宋学为志。他的这一识见,是针对时风偏蔽而发。在乾嘉汉学风气全盛之际,知识界皆重考据而轻义理,章学诚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风气盛衰所致,他说:“然风气之盛,则村荒学究,皆可抵掌而升讲席;风气之衰,虽朱程大贤,犹见议于末学矣。”因此大声疾呼:“君子学以持世,不宜以风气为重轻。” 由此,他批评说:“今之学者,虽趋风气,兢尚考订,多非心得。”又说:“诸子百家之患,起于思而不学;世儒之患,起于学而不思。”随着考据末流偏枯之弊的日渐显露,杰出之士,也都以之为忧。嘉庆元年春,焦循致书刘台拱,就说:“盖古学未兴,道在存其学,古学大兴,道在求其通。前之弊患乎不学,後之弊患乎不思。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,庶几学经之道也。”这里提到的“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”,与章学诚视“学而不思”为当世学风病痛,可谓同出一辙。嘉庆十九年九月,段玉裁复书陈寿祺,认为:“今日大病,在弃洛、闽、关中之学不讲,谓之庸腐,而立身苟简,气节败,政事芜。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,未必非表率之过也。”喟叹:“专言汉学,不治宋学,乃真人心世道之忧。”亦与章学诚所论“今日之患,又坐宋学太不讲也”为同调之叹。应当说,章学诚持正汉、宋的思想,建立在社会学术责任之上,与争汉、宋门户者,不可同日而语。而他针对学风时弊,持正汉、宋之学,对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则是“六经皆史”。 三、六经皆史 “学以经世”为贯穿整部《文史通义》的重要思想,“六经皆史”则是其中的重要命题。乾隆五十三年,在写给孙星衍的《报孙渊如书》中,章学诚提出:“愚之所见,以为盈天地间,凡涉着作之林,皆是史学,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子集诸家,其源皆出于史。”此时,“六经皆史”论已见其端。至乾隆五十四年,章学诚撰成《文史通义》中的《原道》篇,开篇即言:“六经皆史也,六经皆先王之政典。”明确提出了“六经皆史”的命题。而与之前后的《经解》、《史释》、《易教》等篇,五十六年《答客问》、五十七年《书教》篇的撰成,“六经皆史”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至他病逝前一年(嘉庆五年)撰写的《浙东学术》篇,他的以“六经皆史”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建设最终完成。“六经皆史”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,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《庄子》之《天道》、《天运》诸篇,而如隋代王通、北宋苏洵,明王阳明、胡应麟、李贽,清初钱谦益、顾炎武等人,皆阐发过相近的认识。而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,它建立在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之上,以“即器明道”的理念,被赋予了现实和时代的意义。章学诚提出“六经皆史”,他的论据总结起来有重要的两点,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,“三代学术,知有史而不知有经,切人事也”。“古之所为经,乃三代盛时,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”,这在宋明以来学者的着作中都递有论述。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,为先王的经世之书。如:“六经皆史也,古人不着书。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,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”,“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,经纬世宙之迹,而非托于空言。”这是章学诚反复强调的一点,也是认识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,这些论据都意在阐明六经不是离事而言理的空言着述,而是先王施展政治抱负的依托,所以章学诚在《原道》篇中再次重申:“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他用“道”与“器”两个哲学名词之间的关系,将六经与史联系起来。章学诚以影与形作比,表述道与器的关系说:“《易》曰:‘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’,道不离器,犹影不离形。” 据此,他作了如下的阐述: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,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,而不知六经皆器也。……三代以前,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,未尝不以教人,非如后世遵奉六经,别为儒学一门,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。盖以学者所习,不出官司典守,国家政教;而其为用,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,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,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。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,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,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。后人不见先王,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。故表彰先王政教,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,而不自着为说,以致离器言道也。……官司守一时之掌故,经师传授之章句,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历代相传,不废儒业,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。而儒家者流,守其六籍,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;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,离形存影者哉!彼舍天下事物、人伦日用,而守六籍以言道,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。 这是一段反应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文字,在这段话中,他阐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:六经不仅仅是载道之书,而且是求道之器,研习六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“明道”。这种道体现在国家政教、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践之中。其卓越之处在于,“六经皆器”观点的阐发,冲破了以往儒家“道寓于六经”、“六经载道”的思想藩篱,视六经为明道的途径和手段,强化了六经与国家政教和人伦日用的联系,从而在“明道“这一基点上,构建起六经与史的关联。在《答客问上》一文中,章学诚以《春秋》为例,解释说:“道之不明久矣,六经皆史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盖曰:‘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。’然则典章事实,365体育手机版之所不敢忽,盖将即器而明道耳。”又以此推衍云:“夫道备于六经,义蕴之匿于前者,章句、训诂足以发明之;事变之出于后者,六经不能言,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,以究大道也。”“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”,显然指的是史学。章学诚所提出的“即器以明道”,体现了他欲求经世的主体意识,他倡导的“六经皆史”也是这种意识的反映。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着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,“史之为用”是史学家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自孔子作《春秋》,笔则笔,削则削,“使乱臣贼子惧”,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便已经发端。这种经世思想关注的是史学所发挥的强烈的现实意义,章学诚一再强调六经作为当世先王政典的特征,强调“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”,反对“舍器而求道,舍今而求古,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”,都是在表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特征。他在《史释》篇中说:“君子苟有志于学,则必求当代典章,以切于人伦日用;必求官司掌故,而通于经术精微。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,所谓有体必有用也。不知当代而言好古,不通掌故而言经术,则鞶帨之文,射覆之学,虽极精能,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。”在晚年所作的《浙东学术》篇中,他更为明确地阐发说: 史学所以经世,固非空言着述也。且如六经,同出于孔子,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,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。后之言着述者,舍今而求古,舍人事而言性天,则吾不得而知之矣。学者不知斯义,不足言史学也 陈祖武先生认为:“章学诚的‘六经皆史’说,就其主要方面而言,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、抑经问题,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,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,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。”这应当是把握到了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论的本质,一如章学诚晚年所辩:“《通义》所争,但求古人大体,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”,这大概是“六经皆史”说的现实意义所在。钱穆先生指出:“章学诚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,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,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。”将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思想置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来考察,乃可更为深刻地认识其时代意义所在。明清易代之际,“天崩地解”,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动荡变革中的王朝更替,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。历经明清鼎革的士大夫深受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的震撼,于亡国隐痛之中开始审视旧的学术体系,在总结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,痛诋王学末流空疏误国的思想交锋中,清初诸儒力主黜虚崇实,留心经世之术。如最为杰出的顾(炎武)、黄(宗羲)、王(夫之)三家,他们的为学皆以博大为特色,而归一于经世致用,从而影响到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。顾炎武所倡言“经学即理学”的命题,不仅带来了清新健实的治学风气,而且影响到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,使经学从理学束缚中分离开来,成为一门显赫的学问,从而被考据学者奉为不祧之宗,而“有清一代学术,确在此旗帜下而获一新生命。” 然而顾炎武提倡经学,绝不仅仅是为了训诂考证,“经学即理学”的命题是针对明末凿空言理的学风而阐发,目的在于给理学注入经学求实的内容,使之回到“明道救世”的轨道上,从而扭转学风,由蹈虚而转向核实。以经学考据为中坚的乾嘉学术,或许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学的最高峰,然而随着学风浸盛,穿穴故纸堆中,脱离现实,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端日益显着,经世致用的宗旨却遭到了丢弃。章学诚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:汉学考据空前炽盛,当世学者竞相奔赴,趋之若鹜。而宋学则因“空谈性理”久遭贬斥,以宋鸣学者,皆无颜色。他要在汉、宋之间另辟新路,以求经世而明道。值得注意的是,汉、宋二学虽然分帜鲜明,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,那就是“守六籍以言道”,皆以儒家六经为依归。所以,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所针对的不仅是汉学,还有宋学。一方面,他以史学作为颉颃汉学考据的利器。用“六经皆史”、“即器明道”的观念来针砭当世日趋僵化的考据学风。批评当世学者的“昧今而博古,荒掌故而通经术” 。所以嘉庆元年,在写给朱珪的《上朱中堂世叔》书中,章学诚即大言道:“小子不避狂简,妄谓史学不明,经师即伏、孔、贾、郑只是得半之道。”另一方面,他用史学来修正宋学,提出了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的命题。指出: 天人性命之学,不可以空言讲也。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,而为经世之书。儒者欲尊德性.而空言义理以为功,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。夫子曰:“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。”此《春秋》之所以经世也。圣如孔子,言为天铎,犹且不以空言制胜,况他人乎?故善言天人性命,未有不切于人事者。 《浙东学术》篇中的这一段话,实是章学诚学术大旨的阐发,他的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显然是针对宋学的“空言义理”而发,这与顾炎武提倡的“经学及理学”实有殊途同归、异曲同工之意。 1921年夏,张尔田序《章氏遗书》,有一段称述“六经皆史”的文字:“先生当举世溺于训诂、音韵、名物、度数之时,已虑恒干之将亡,独昌言六艺皆史之谊,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,而条其义例,比于子政辨章旧闻,一人而已。……为先生之学,则务矫世趋,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。”这里明确表述了章学诚提倡“六经皆史”与他力图挽救时代学术风气的密切联系。章学诚在《淮南子洪保辨》一文中指出:“天下事凡风气所趋,虽善必有其弊。君子经世之学,但当相弊而救其偏。”而他所用来“相弊救偏”的学术形态,正是经世致用的史学。也就是说,在汉学与宋学之间,章学诚选择了倡导史学,来实现他的学术价值观。 自乾隆三十七年始,至嘉庆六年十一月,不可抗拒的死神来临,章学诚托付全稿于萧山王宗炎,乞为校定,萃其三十年心血而成的《文史通义》方告终结。章学诚曾言:“尝谓百年而后,有能许《通义》文辞,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,是仆身后之桓谭也。”则他是将《文史通义》价值的发现,留给了后世。事实也确如他所料,直至近代,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精湛思想。可以说,《文史通义》也是章学诚的一部经世之书,它以卓立于主流学派之外的姿态,发自衿腑之言,于时风流弊进行着不妥协的批评,谋求学术革新发展之道。尽管在当时缺少知音,但确如梁启超先生所肯定:“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,非直史家之杰而已。”更可值得注意的是,在“鞭挞千古、掊击当代”的传统学术批评中,《文史通义》一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时代学术风云的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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